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任何形式的司法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均源自具有创造性的人的司法实践，并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法治更重要的是为人们提供了公平的机会去服从法律，且这种机会本身已经蕴含了对人作为理性行动者的尊重，因此是倾向于善的。当后者成立时，也可以认为法治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一种非工具主义的法治观念认为，法治尊重人们作为理性行动者的实践能力，反对通过目的—手段二分法来分析法治，并且认为在这种基础上有关法治的实践必然体现出与善的亲缘性。因此，法治的正当性并不在于其实现了何种社会、经济目标，而在于生活在法治下的一般民众能够真正地获得尊重，这也是非工具主义法治观的精神实质。①这两种工具主义法治观分别对应于强的工具性价值与弱的工具性价值，这一区分来自托尼·罗诺-拉斯穆森(Toni -Rasmussen)。富勒也认为，法治隐含的一个前提就是：人是或者能够变成一个负责的理性行动主体，能够理解和遵守规则，并且能够对自己的过错负责。⑩所以克莱默提出，有必要区分认知意义上的自主性和道德/政治理想意义上的自主性。

[1]二十大报告中又再次强调了我国坚持法治的决心，并提出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同理，如果法治旨在促进的价值并非是人们所珍视的，或者并非人们在目前阶段主要想实现的，那么也就无法证成法治的价值。此后《元典章》《大明会典》《大清会典》的编纂与施行，均是这种历史传统长期延续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表达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从法学一隅走向哲学社会科学全局，实现了重大的思想升华与理论创新。《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二)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看待历史，铸就了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色。(71)除了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整顿吏治，中国古代亦以非法律规范的形式提高官吏行政素质、强化官吏道德自觉。

早在西周时期，即已出现了罪疑惟轻(54)的司法原则。其一，要挖掘中华法律文化精华。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加强普法工作队伍建设。(85)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引领，深入推进全民普法，积极引导全民守法，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法治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与当代法治政府建设中所强调的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具有诸多暗合之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64)臣下者，主之所用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有利于促使政府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85)马怀德：《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人民法院报》2021年1月7日，第5版。(55)唐初在制定《武德律》时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

(81)以上历史经验与智慧，对于当代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具有重要的启迪。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

(51)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同时，充分重视总结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法治成果。

此后，宋、元、明、清时期折衷往制，垂宪万年。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要重视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⑩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优秀传统司法文化、司法制度为借鉴，坚持推动司法体制改革，致力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24)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法学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法学知识水平，而且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明清时期在前代的基础上，对司法官法律责任的规定更加详细、渐趋完备。

(76)明代张居正亦主张司法应公平无私，严明法制。(37)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

(37)〔东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大宰》。从总体上讲，传统法律文化中，德治、礼治的价值位阶高于法治、刑治

(38)〔东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小宰》。明清两代大兴讲读律令之风。

(74)〔战国〕韩非：《韩非子》卷2《有度》。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尚书·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借鉴，以提高立法质量为重要抓手，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应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方向和重点任务。

在谈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19)〔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112《治国平天下之要》。

(52)三是要面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秦朝以法治吏，明确追究司法官不直纵囚失刑的法律责任。

(21)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第2版。(46)〔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18《吕刑》。

唐朝于科举考试中专设明法一科，凡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征程中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必将行稳致远，能够为人类社会进步与和谐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表明晚至殷商即以典表示书册。

汉代则主要由丞相府教授官员法律。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等级秩序，以族诛连坐为方法的犯罪预防，以重狱轻讼为主旨的司法理念，显然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

⑨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孔子研究》2014年第5期，第8页。(57)坚持从实际出发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原则。

(54)〔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3《大禹谟》。(42)习近平：《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求是》2020年第12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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