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历史的比较分析，即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权法规范的内涵与适用进行比较。

而问题在于，1988年以及之后对修正案方式的运用，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旧有的决议修改方式呢？ 三、修正案的文本问题及其改进 （一）修改宪法原文的修正案 自1988年确立修正案方式后，全国人大迄今已通过52条宪法修正案。就此而言，甚至可以认为我国宪法竟没有一个正式的法定文本——1982年宪法的原文已经被修正案所替换，而替换后的文本本来应当是修宪者眼中的法定文本，但这个法定文本却未经修宪者的表决。

对出版自由和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则被植入第10款第1、2目之间。还比如1978年宪法第35条是对地方人大的规定，1979年的修正《决议》不仅修改了第35条第二款的内容，将县级以下人大改为直接选举，且在这一条中增设了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规定，并将其作为第四款植入第35条，而该条原来的第四、五款则相应修改为第五、六款。[29]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24条的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法律草案过程中提出的审议意见由法律委员会在审议结果报告中说明，经主席团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并将修改后的法律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这里的改动不仅包括对文字以及标点符号的改动，也包括对修正案草案所涉及内容的改动。[23]2018年宪法修改也依循了这个处理宪法文本的先例，并强调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为2018年修正文本。

（二）修正案方式与重新公布宪法全文 从美国有关对修正案方式的讨论看，这种方式虽然维护了宪法原文的不变，但它的确也有使宪法的含义难以确定的缺陷。进入专题： 宪法修正案 修宪 法定文本 。我国没有真正独立的商事法律基本制度，只有简单的商事单行法，在立法空白时往往只能求助于民法。

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通过保障基本权利的《民法典》和规范商业秩序的《商法典》的共同作用，实现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的长远发展。当代主要发达国家都以商法典作为调整商事关系的重要法律，而采取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国家则数量有限并主要是地域小、人口少的国家，因此，若我国以民商合一的法典作为调整商事法律的基本法规并以此推向世界，不但不符合我国地广人多的国情，还可能无法获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达强国的认可，最终阻碍我国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战略保障制度的构建。该现实迫使人们开始寻找能够替代宗教伦理，维护社会伦理价值以平衡商业伦理冲击的道路，为此古罗马法的复兴运动水到渠成，法国和德国相继出台了民法典。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页。{8}[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钩、夏勇、张志铭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

同时，公主体又需要不同于私主体的特殊规则设计。既要以商业伦理为出发点维护商事交易中的公平正义，平等保障参与商事交易的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又要关注消费者利益，彰显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五)、商法典是保证我国《民法典》编纂实现价值目标的关键 我国正在编纂的《民法典》如果忽视商法的独特作用，刻意回避民商事立法体例问题，将无法凸显民法伦理观与商法伦理观之间的重大差异，乃至出现商业伦理对世俗伦理的渗透，进而重蹈欧洲中世纪中后期的覆辙。中国当下商事立法的最佳路径选择是以总纲性的商法通则加商事单行法的方式逐步过渡到商法典。

中国的商事主体制度以活跃的公法主体和庞大的私法主体为存在，国有控股企业、国有独资企业、民营和外资控股、参股及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等多元主体并存，这一商事主体格局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商可带来繁荣，自从有了远古贸易，人们就充分认识到了商的这种独特功能，无论古希腊罗马、中国春秋战国，还是古伊斯兰沙漠商队城、古印度孔雀王朝，奴隶社会的繁荣都是建立在商业繁荣基础之上的。公私并存的商事财产制度的构建亦是在商法典制定历史上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行政性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尾大不掉。

在文艺复习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反对公权干预，倡导天赋人权成为当时社会最响亮的口号，私有财产制度也获得了有史以来更加广泛的正当性及其道德论证。另一方面私主体经营的法律保护不健全，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释放，规范经营行为难度大。

与其他商事主体的人格不同，企业的人格还凝结了信用要素，由此引申的商事人格保护就需要层次性的制度设计，而商事人格在现有商法典的国家中又较少涉及，商誉更是英美法系的产物，因此对商事人格制度的安排将是中国商法典不得不面临的制度创新。再次，从立法的紧迫性来看中国商事活动和司法实践急需《商事通则》。

并且，十九世纪欧洲各君主国出台民法典之际都试图用民法典调整商人关系，但是也都走向了失败，拿破仑颁布《民法典》之后就认识到了保障社会经济活力仍然需要《商法典》，德国同样放弃以《民法典》取代《商法典》的做法，采取了民商分立并同时分别制定民、商两部法典。[2][7]任先行：《商法原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573～577、638页。但是这背后也面临大量的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体现时代的特色，扭转我国现阶段营利与非营利模糊不清的格局以及应对当下商业发展的新要求，较之于早前的德国、法国《商法典》，我国的《商法典》必须在构建新时代背景下商主体和商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具体规则的设计，从而使该法典反应二十一世纪时代特征的同时，为世界多数国家所认可并自发趋同。{5}[日]穗积陈重：《法典论》，李求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与此同时，商业伦理观正在侵蚀我国的市民伦理，使社会伦理发生重大偏差。

[3]马克思理论的社会分工既包括部门、行业的分工，也包括企业内部的分工。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面对诸多问题和商法制度创新的挑战。

这些都是中国商法典立法面临的难点。[8]尽管编纂《中国商法典》是商事实践活动的现实需要，但是基于中国社会独特的矛盾，制定商法典首先在体系构建上面临着众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有成熟的商法理念和理论贯穿于商法典的各个部分，贯穿于整个商法典。

商可提升人类的创新动力，亦可激发人们的贪婪欲望。第三，商事人格制度构建。

商人没有自己的品格和精神目标，无法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更多的商人只是短视的逐利工具，缺失长远的社会责任。(四)商法典是我国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重要保障 除了国内商业发展的需要，商法典的制定还是我国推行国际经济合作战略的制度基础。第四，商事财产制度构建。公有商事财产使用除了受该公主体内部治理结构商事判断的影响外，还受国家有关管理部门的监督。

[8]王保树：《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北京：《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36页。因此，《商事通则》是当下中国商法回望过去，镜鉴当下、连接未来的有效选择。

编纂《中国商法典》是一项循序渐进的系统工程，其路径是：制定总括商法原则及一般规则的《商事通则》。【参考文献】 {1}范健、王建文：《商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在条件成熟时编纂一部与《民法典》相呼应的《中国商法典》。尽管可以单行法化，但是在立法尚属空白，法体系性又较强的情况下，将之凝结于商法一般性规定中，凝结于总纲性商事法律中，既能避免出现单行法因部门立法而相互冲突的情形，又能在商事一般法的框架下健全中国商法体系，是较优的立法选择。

【期刊名称】《广大社会科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3 进入专题： 中国商法典 。第二，商事主体制度构建。首先，历史经验表明对于中国现阶段爆发的社会矛盾，走向商法典是一条可行的出路，但是与历史特定条件不同的是，不论法国、德国还是后来的美国，其商法典制定时期，各主要商事单行法都未体系化。因此，商业的无限度扩张，小至危害一国社会稳定，大到引起世界格局动荡。

国家倡导的企业家精神，即中国商人精神，在全社会的眼中可能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始终强调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与自然人的人格不同，商事主体的人格具有财产要素。[6][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1页。

商法的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与时创新的过程，谁的创新性强，谁就占据主导地位。作为中国的商事立法，中国商法典必须根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创立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商事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最大可能地促进中国商事制度与世界制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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