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阶段是信息技术发展，如果说在机械化时代，人类实现了物理身体的延伸，那么信息技术的发展则使得人类的神经系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延伸，通过信息技术作为媒介，人类的感知可以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知识的创造与更新可以轻松传遍整个人类社会，人类的跨越性人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法益之间不可通约的技术性质疑 在一些学者从原则上反对法益权衡的同时，也有学者从技术角度对法益权衡的可行性提出质疑。那么，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否成立？其核心立场是道德与伦理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基本权利属于道德范畴。

首先，如果区分对待对个人只产生轻微消极影响，适用明显性审查（Evidenzkontrolle）。在平等权和其他法益之间发生冲突时，联邦宪法法院区分不同情况，适用相应的权衡原则。（一）哈贝马斯：基本权利不得权衡 哈贝马斯对价值和规范进行了如下区分：价值属于伦理领域，可以权衡。他认为，基于尊严观念，应当承认个人是人类社会完整的成员，应当以与此一致的方式对待他。德沃金主张从人类尊严和政治平等观念出发看待权利。

实际上，比例原则审查框架内需要对公权力所追求的目的是否正当进行审查。然而，这种做法只适用于权利和不正当考虑发生冲突的情形，不适用于其与正当法益发生的冲突。如果说邮政、电报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网络智能正在从根本上取代邮政、电报。

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代化，推动通信媒介技术的进步与运用是通信权作为客观规范的重要内容。我国宪法中人权的含义不仅具有宪法条款的形式表现，而且具有规范意义，形式意义表现为内部统摄与外部相互构成的宪法条款，规范意义表现为国家伦理的拟人化塑造[27]。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出台《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补了网络相关的条款。该公约真正意义上以法律形式将通信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各个缔约国必须遵守这一公约中有关公民通信权的规定。

如前所述，数字时代的通信媒介不再是邮政电报，而是数据信息算法等，个人信息权、数据权等成为数字时代的通信权的具体形态。目前来看，这一以通信权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在于：在宪法的顶层架构之下，以《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为基本法律，其他公法、私法、社会法等法律部门中关于通信权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或条款为主要内容，共同构成了通信权保障的法律体系。

《民法典》第111条明确规定了公民的个人信息权[35]。[36]参见吴伟光：《平台组织内网络企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信义义务》，《中国法学》2021年第6期，第52-53页。（一）国家保障通信权的义务 相对于公民享有的一般通信权，国家有义务尊重、保障、促进通信权的实现。另一方面，1791年美国《权利法案》中规定的通信权对应的依旧是传统通信模式，到了德国《魏玛宪法》以及《基本法》，通信权的形式逐渐变得丰富多样。

20世纪90年代，电话通信依旧是通信的主流，但受到企业自身利益的影响，当时的电信运营部门并没有主动追求技术进步和区域间的互联互通，公民通信权的行使受到了一定的阻碍。随着网络平台企业的快速发展，在网络空间中相互割据的情况到2010年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腾讯与360之间的纠纷，在纠纷激烈的阶段，网络用户必须要进行二选一，如果要在电脑上保留360相关软件，就必须卸载腾讯QQ。因此，跨越性人格理论所支撑的通信权包括但不限于语言表达和论辩的权利，确切地说，通信权是对符号与媒介及其衍生的精神作品乃至物质设备所享有的权利，其目的旨在实现人类的互联互通，促进每个人的跨越性人格的实现。如2008年阿里旗下的淘宝正式屏蔽百度的蜘蛛爬虫，从此网民不能通过百度网进入淘宝。

[2]杨义先、钮心忻：《通信简史——从遗传编码到量子信息》，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年，第283-291页。因此，单单依靠国家的治理和规制远远不够，网络平台自身必须担负起保护公民通信权的社会责任。

作为一国之根本法，宪法是一个历史与当下的统一体。第一，《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数据安全法》可谓是数字时代通信权保障的基本法。

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都是劳作产生的作品，是人性之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都属于不同的符号形式[14]，被一个共同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如麦克卢汉所言，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使得人类逐渐结合为一体，重新部落化，地球这颗行星成为相互联通的地球村。《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集大成者，该法明确规定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国家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活动程序与规范，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敏感信息。[32]A.L.Newman，Protection of Privac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24. [33]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第62页。单纯将宪法通信权理解为个体人格权，或者将其与特定的通信媒介技术绑定的定义，都没有准确把握通信权的本质内涵，需要对宪法通信权作更为一般性的解释，即在现代科技持续进步的背景下，对这一权利作出历史的、体系的以及合目的的法律解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不只是自下而上进行的，而是国家作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义务主体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物质保障与技术保障。

人生天地间，本是一无限延展之存在，但受限于物理与文化媒介的局限，只能局限在有限的时空里。[17][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34页。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信发展史见证了国家积极承担保障、促进公民通信权的责任。在古代，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水平较低，烽火狼烟、飞鸽传书、驿马邮递是那个时代最为真实的写照。

科技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表现在法律等上层建筑当中。一类是罗列通信的不同类型，却没有指出通信媒介的一般性和开放性。

[23][美]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页。此外，国务院、工信部等连续颁布了鼓励扶持电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性文件，这是国家主动承担推进现代化的国家义务，保障公民通信权的重要体现[38]。二、人的无限延伸与跨越性人格 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其说是从身份到契约[12]，不如更一般地说，就是人格的无限延伸和拓展。通过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公民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拓展自身人格提供技术保障与物质保障，这是通信权最为核心的内涵。

因此，通信权在法理基础上对应的是跨越性人格，语言只是跨越性人格的符号与媒介体系的一部分，除了理性交往与论辩之外，符号与媒介技术是实现跨个体价值和跨越性人格的核心。国家为此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各个网络平台相互之间的互联互通，确保公民通信权的充分保障。

在其蜚声世界的《法哲学》中，拉氏概括了三种价值及其对应的三种人格类型。这既是《宪法》第33条尊重与保障人权基本主张的体现，也是我国《宪法》序言中规定实现现代化的要求。

1954年《宪法》第89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这一秩序意味着，除了不侵犯并保护基本权利之外，国家要运用一切手段促进、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

在历史维度上，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生活中，通信权一度局限在邮政电报，而电视电话被视为发达国家的象征。我国1982年《宪法》第40条规定了公民通信权，却带有鲜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烙印。因而，这部法律实质上是《数据安全法》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延伸，是一部具有公法属性的保护公民通信权的基本法律。[41]参见《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4-80条。

1993年美国开始建设信息高速公路项目，将互联网发展的最新成果应用于民用通信领域。现代哲学的重要突破在于认识到在纯粹的物理世界与纯粹主观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以客观知识或符号为载体的第三世界。

这些权利虽然是不同的权利类型，但本质上都是关于媒介的权利，只是跨越了不同技术时代而共同出现在当下的宪法文本当中。注释: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界定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界限确有必要[32]，《民法典》中规定了隐私权，隐私权与通信权密切相关的通信内容可以被界定为公民的隐私。[7]在我国《宪法》官方英文译本中，第40条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被翻译为freedom and privacy of correspondence，恰恰反映了立法者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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