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此类纠纷共21起，占集体合同纠纷的42.9％。文章前两节分别研究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兴盛和衰落的原因，第三节则集中思考我国如何汲取经验教训、完善相关制度。

[82] 其次，针对某些工会缺乏谈判能力的问题，不妨强化职代会对于谈判代表人选的控制权，促使代表敢于和能够为工人利益代言。这些做法镇压了工人运动，缓解了失业问题，在安定社会的同时提振经济，使德国迅速摆脱危机。这就要求超越法律现实主义，为集体劳动关系法寻找坚实的内在价值。集体谈判促使企业采取更合理的人事政策，填补管理漏洞，从而提高管理效率。长此以往，工会对于少数者的吸引力会下降，入会率随之减低，从而动摇集体劳动关系法的根本。

与美国类似的是，工业民主在我国同样缺乏足够的国际法支持。有鉴于此，第一代劳动法学人立足于法律过程学派，一方面强调以会员权利制约工会集权，提出工会民主观点，为工会治理的改革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取向。但是行政机关所为的约谈行为一旦变质时，劝导变成带有恐吓（即不听劝导时将予以最严厉之处分）意味，或是将行政约谈作为日后为行政裁量之事实前置行为，例如将对不听从辅导者，在日后为行政处分时，予以不利的裁量，则易引发滥权的后果。

此外，有如行政约谈、行政指导、行政计划等未型式化的行政行为的出现可能会对立法的模式带来重大变革——由输入取向的条件模式转变为面向未来的、开放式的目标模式。同见张郁：《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与约谈关系探析》，载《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约谈程序的缺失，使得其迅速俘获行政机关的芳心，不断扩大势力范围。但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相对人的心理弱势不同于行政主体的恐吓，前者是基于行政主体的公权力主体地位而产生的压迫感，后者是由于行政主体的行为（如告知不遵从约谈结果将给予处罚）而形成的事实上的强制力。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中使用约谈的部委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已有178部之多，分别是： 部委规章15部。如何打破法律旁观者的身份是我们思考的源泉。

[38]参见王利：《我国环保行政执法约谈制度探析》，载《河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如税务机关不得为工商行政机关之职权事项，如在施行税务行政行为时发现相对人有违反工商法律法规之虞，可转告工商行政机关，建议工商行政机关进行约谈，但是否组织实施仍由工商行政机关决定。按照实施约谈的主体，行政约谈可以分为税务约谈、价格约谈、安全生产约谈、环境保护约谈、消费维权约谈等。行政约谈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约谈强制化与约谈过度化。

第二，须为该行政主体的任务或所管事务的范围。正如杨建顺教授所言，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些法治之外的做法可以解释，但是随着社会形势发展，这些做法应该纳入法治的轨道，四中全会应该是一些法外之地的转折点。[44]张郁：《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与约谈关系探析》，载《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三、必须在税务机关固定场所实施。

[1][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吕艳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13] 有学者认为，所谓行政约谈，是指当行政相对人涉嫌违法时，为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或蔓延， 行政主体运用协商对话机制，通过与行政相对人秘密交谈的方式传递警示信息，明确指出行政相对人行为可能存在的违法情形，加以必要的引导和教育，促使行政相对人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一种管理活动。

诚信不仅是私法的要求，也是公法的精神。[10]参见张大松、蒋新苗主编：《法律逻辑学教程》（第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

之所以有行政约谈独立性价值的质疑，是因为实践中的行政约谈往往与后续的行政和解、行政处罚相联系。[8][奥]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70]行政程序的实施并非只是着眼于如何监督政府避免滥权，而是如何能借程序理性的提升，来提升行政权正当性的基础，进而促进政策的顺利推行。[69]诚信原则映射在行政法领域，则具体表现为信赖保护原则。（二）行政约谈的类型 人类从根本上具有分类的倾向，类型是人类思维的方式之一。[1] 相反地，我们今天所论及的要求则是着眼于现实运行中的行政活动以及对其加以实际规制的法律。

对税务约谈人员的违规行为，纳税人可拨打举报电话：12366或88371695。学界众多的观点为我们深究行政约谈性质提供了智力支持，使得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许能看得更远、更真切。

已被修订的以修订日期为准。[41]金灿、张鸿顺：《税务稽查约谈：解决非对抗性争议的有效途径》，载《中国税务》2007年第1期。

税务机关在实施税务约谈时不符合以上规定的，纳税人有权拒绝接受约谈。而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其次，相对人有认为约谈全面的信赖。约谈机关基于事实指出相对人行为的违法性或违法可能性，并予以辅导、警示，同时保证相对人充分发表意见。[56]《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税务约谈事项的通告》：为了保证税收执法的公正性、合法性，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现将税务机关在实施税务约谈时应遵循的程序通告如下：一、必须向纳税人发出《税务检查约谈通知书》。具体而言，首先，相对人有认为约谈为合法的信赖。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必须已经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且应当给予相对人必要的准备时间，不得程序突袭。苟无诚信原则，则民主宪政将无法实行，故诚信为一切行政权之准则，亦为其限界。

[47][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第4版），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所谓行政约谈过度化，是指行政机关过分依赖约谈，超越了约谈应当发挥作用的范围。

行政机关在作出约谈之前必须做好尽职调查，避免由于疏忽大意导致的约谈内容错误（不存在约谈事由）。事实上，这也是个难题，因为约谈是非强制性的，对行政主体提出的警示、建议，相对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基于自由选择而发生的损害自然不应责备他人。

综上所述，经过多年的实践，约谈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决策参谋型、纠纷协调型、违法预警型、执法和解型、督办处罚型五种主要类型，各种类型所包含的行政权力色彩不尽相同。[21]《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咨询专家工作规定》第18条：专家提出咨询，可以采取下列方式进行：（一）邀请参加有关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需要说明的是，程序机制仍有它的界限，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其本身并不能提供一套如何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才算足够、谁能参与谁不能参与等等牵涉正当程序的标准与说明。具体而言，行政主体实施约谈不得违背现行法律规定以及一般法理要求，如行政约谈应当平等对待，对具有相同或类似情形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一并约谈，不得挑肥拣瘦，更不能亲疏有别，不得因拒绝约谈遭受不利益，也不得因接受约谈而享有额外的利益。

约谈过度化的产生是行政缺位与越位的结合，一方面由于政府不敢担责，试图通过指导性的约谈代替强制性的处罚，以躲避司法的追究，是形式作为事实不作为，有规避作成行政处分之嫌疑。[74]尽管我们已经努力通过缜密的行政程序来尽量压缩裁量的空间，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对于单靠这种策略就能提升自由裁量权的民主可靠性或者减少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抱以乐观态度的基础。

德国行政法学始祖之一的 Otto Mayer 曾说：经由型式化，可以产生法治国家之纪律。[23]需要说明的是，纠纷协调型行政约谈应当以当事人申请为原则，否则会陷入政府干预私权的质疑。

因此，作为非权力行政行为的约谈可以较少受到法律保留原则的约束，仍保有在法律优先原则下的生存空间。因此行政约谈的性质是我们应当直面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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